AMG校園活動 「我丟了飯碗」揭序幕
【聯合報系校園特約記者楊芷茜／台北報導】 2005/05/25
另類媒體發電計畫(Alternative Media Generator)推動的AMG校園活動，5月23至26日在世新大學展開。由紀錄片「那一天，我丟了飯碗」揭開序幕後，還有支持媒體公共化演唱會等多項活動。
由另類媒體發電計畫(Alternative Media Generator)推動的AMG校園活動，5月23至26日在世新大學展開。活動內容包括數場紀錄片播映，及支持媒體公共化演唱會，演唱會當天並將結合影像與音樂，邀請獨立創作者擺攤展出作品。
首先登場的活動是紀錄片「那一天，我丟了飯碗」，內容講述民國九十年，中國時報中、南編輯部遭資方無預警裁撤的抗爭經過，以及失業員工的心路歷程。導演廖德明也是裁員當事者之一，面對台下主要修習傳播相關科系的世新學生，他建議往後踏入傳媒工作時，除了注重自身能力，也應加入工會，厚植改善整體工作環境的能力。
出席的學生表示，看完這部紀錄片，可以「瞭解這些員工為何要抗爭」，也有學生直呼「好恐怖，不知未來進入媒體是不是也要選個內部派系加入」。另有人說，「在勞動中獲得或失去些什麼，是大家都會面臨的問題，不知道為何很多人對此始終保持冷漠」。
中、南編輯部被裁撤員工的現況如何？廖德明說，「有好有壞，有的已經找到工作，有的還在準備公職考試」。「從前總是將工作看作生活的重心，但這事件讓大家無法再次全心全意投注於工作上」。而中時資方寧可花費數百萬請律師對簿公堂，卻不願好好處理勞資問題的態度，更是他們至今難以釋懷的經驗。
面對到場公視記者詢問工會在抗爭過程中如何使力的疑問，廖德明表示，「對媒體的抗爭活動比其他活動都難上版面」，中國時報當然不會報導，其他報業也多淡化處理。有些社內同仁雖然支持抗爭，但在報社的監控、管制、威脅、利誘下，只能轉而在檯面下資助人力物力。因此整場抗爭活動能持續半年以上，不只是透過工會居中運作，更是許多民間團體一起扶持援助的成果。
強調多元文化、致力催生公共媒體集團的AMG，在世新校園活動第一場便丟出媒體工作者也是勞工的盲點檢視。25日下午則邀請Swingjack、凱比鳥、薄荷葉、Pier13、夾子太硬啦蒞校表演，現場同時提供音樂免費試聽，獨立創作者米奇鰻、VJIssa將現場擺攤，展出個人作品。26日晚間還將播出著名紀錄片「製造共識─喬姆斯基談媒體」，會後並有老師講評與對談。

《影片介紹》
90年6月1日晚上六點，中國時報高雄及台中兩個編輯部的員工照例到辦公室上班，卻發現沒有工作可做，當晚台北總社派出高階主管到高雄及台中兩地宣達裁員指示，一百多名員工錯愕驚惶，半年前報社總經理才信誓旦旦保證「在位一天，絕不裁員」，此時員工才知受騙上當，於是開始組織自救會，結合中國時報產業工會，爭取恢復在地工作權。
這是台灣白領勞工抗爭最久的戰役，中南編輯部原本號稱報社內最年輕、最有效率卻最廉價的「莒光連隊」一樣被裁。中國時報領導團隊的經營決策錯誤，卻斷送員工的生計為代價…

《導演感言》
有工作的人說：薪水結構可以均分成三等份，一份是被老闆罵的「遮羞費」，一份是對客戶陪笑的「坐檯費」，另一份則是加班「賣肝」賺的錢。
失去工作的人說：不會再有好老闆了，賺錢的時候都賺進老闆的口袋裡，不賺錢的時候就拿員工開刀，工作只求養家活口，成就感已經不重要了。
工作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努力工作為的是什麼？工作權是老闆的賞賜還是勞工的基本權利？
《那一天，我丟了飯碗》裡的這群人，曾經是老闆誇讚的「莒光連隊」，曾經是「一人抵三人用」的生力軍；這群人，學歷高，年紀輕，以工作為榮
，以報社為榮，以為自己的人生可以按部就班、步步高升，以為自己是站在「適者生存」的那一邊，可是一夕之間，這群人的生計、人生的藍圖全
走了樣。這群人錯信了老闆的承諾，正值盛年之際，成了失業勞工。
工作權這件事，對這群人不再是抽象的東西，而是聲嘶力竭、四處奔波爭取的基本人權。因為這個抗爭的過程，這群人切身感受到自己的「社會位置」，
重新面對自己看待社會的方式，重新審視工作對一個人的意義。
（廖德明　本片導演、中編抗爭當事人）

《抗爭當事人感言》
中國時報帶給我們的傷害，是一個永遠無法癒合的傷口，也唯有受過傷的人才能體會箇中滋味，時空的轉換不能抹滅留下的記憶，外人眼裡，那不過是一個無關痛癢的傷疤。只是受傷的人愈來愈多，為非作歹的人卻永遠逍遙法外，那種感傷無所不在… （中編自救會阿華）

被裁員，不是我的錯，有些勞工不知道，沒有人告訴他。
抗爭，是為了要面對心裡的那個自我。我不是找不到工作，而是要對心裡的那個自我有一個交代。當我交待完之後，人生還是要往前走…（中編自救會發言人羅英銀）

當我變成受害者之後，我開始面對自己以前的自私和冷漠，以前我是既得利益者，認為只要守得住我自己那一塊，就永保安康。抗爭，就是你被丟出
很安逸的環境，看到真實的社會，看到你與他們的相互連結。抗爭之後，我覺得，如果你不願意面對問題的話，這些問題有一天還是會找上門來。（南編自救會發言人林雅惠）

《看過本片的人的真心推薦》
「日鐵十五年」那一片，感動人的不是抗爭，而是眷屬的答話。本片感動我的也不是抗爭，而是當事人的對話，這才是血才是肉…（高雄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吳清濱）

一般受雇者總是在被「斬雞頭」的那一刻，才會覺悟到自己身為勞工的弱勢。年輕、學歷高、能力強、一人抵三人用，也抵不過老闆的一個政策。一般勞工不知死活，所以各自為利，保護自己，不管別人，工人力量才會一一被瓦解。這部片給我們活生生的教訓，是很好的受雇者教育片。（中時工會常務監事楊俊華）

我很想看，但是又不敢看，因為一看就會「看到自己」。勞工都想靠天保佑「失業不會降臨在自己身上！」其實，越敢面對，可能就活得越久；越不敢面對，可能活得不大久，因為自己的心會矛盾、會碎掉，不知為誰而活、為誰而戰。（台塑重工工會常務理事李鴻章）
影片中最讓人感動的是，這群朋友在抗爭過程中對勞動意識與能量的體認，以及在轉換跑道後，更能貼近其它的勞動者實際生活，感同身受的了解社會大眾的一般處境，這是以往往高高在上的新聞工作人員所沒有的寶貴經驗與反思。（媒體改造學社管中祥）

這部紀錄片，在幾個意義上都具有啟發性：白領文字工作者，被迫面對並覺醒於自己身為「勞工」的冷酷現實；政治與媒體統治階級相互幫襯的主流
社會權力結構；以及，紀錄片對人的主體意識之建立與自我賦權、培力茁壯所能產生的作用。（政大廣電系講師郭力昕）

《本片延伸資料網址》
那一天，我丟了飯碗部落格（http://blog.yam.com/miquel/）
北市產總網站工人火大專題(http://www.cttu.org.tw)

《放映本片及相關聯繫》，請洽 中時工會：2302-9004，傳真：2302-4844
連絡人：蘇雅婷 e-mail: q0997027@ms15.hinet.net

《那一天，我丟了飯碗》台北放映
當紀錄片與工運交會
■苦勞報導2005/06/03
　　當紀錄片院線放映在各戲院如火如荼地展開時，仍然有許多的紀錄片工作者，選擇不同的放映方式。
　　昨天（6月2日）下午，北市產總、中時工會、大傳聯針對北市各個工會幹部，舉辦了《那一天，我丟了飯碗 ∼中國時報中南編抗爭紀錄片》的放映。華僑銀行工會的放映廳，座無虛席，將近100名各工會幹部、工會會員及學生，靜靜地看完從2001年被裁員，抗爭半年有餘的中時中南編自救會抗爭經過以及每個參與者的故事。
　　導演廖德明，同時也是當時中南編被裁員的勞工之一，花了四年的時間，經歷轉業再失業，中間經歷過無數次和當年抗爭的伙伴、工會幹部一起討論，最後完成今天播放的版本。廖德明說，希望這一系列的播放，能讓媒體失業勞工的聲音，能從邊緣的邊緣中走出來。
【捍衛工作權】
　　《那一天，我丟了飯碗》裡，描述最深的並不是抗爭場景，而是一個個中南編員工，談自己在中時的工作以及被資方無預警資遣的憤怒。中南編員工，在公司描繪出的美好遠景下，戰戰兢兢為中時賣命，一個人當三個人用，甚至被高層稱許為「莒光連隊」、保證不裁員，卻在毫無所悉的情況下，被告知資遣。
　　憤怒下的反彈，加上中時工會的後勤支援，讓中南編的抗爭持續了半年之久。其實讓很多勞工納悶的就是，中國時報資方已經合法給付資遣費，為什麼還要抗爭？
　　認同在中時的工作、懷念大夥在一起的工作氣氛、編的每一塊版都有極高成就感。當這些東西隨著被資遣而同時灰飛湮滅時，相信每一個勞工都難以接受，但工人的弱勢、政府的擺爛，只能讓許多勞工在勞資爭議場合中，強迫說服自己能以理想的「資遣費」來對價換取離開工作崗位。
　　「工作權不能被金錢買斷！」是讓中南編員工往前走的動力，比起台灣其它大批被裁員勞工，中南編至少還吐了一口氣出來，半年的抗爭，除了產生了廖德明的紀錄片，也讓很多人認識了抗爭，也有南編的自救會幹部林雅惠，投身工運，現在是高市產總的專案助理。
【媒體工作者的困境】
　　這幾年媒體生態急遽轉惡，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下，增加勞動強度與縮編人員成為媒體自我求生的絕招，不只是中時中南編，自立報系、真相電台、環球電台已經惡性倒閉已久。聯合報系近幾年大規模優退優離，近期更傳出台灣日報已經三個月沒發薪水、分期發放資遣費，而中時更從10多年前的4000、5000人，裁到現在的1600多人，目前更傳出，中時余家想將報系賣給富邦集團，但富邦要求裁到900至1200人後再來談。
　　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，同時也是台灣日報記者的呂東熹昨天也至會場觀賞影片。呂東熹就說，媒體大老闆實在是不能相信，台灣日報員工已經組成自救會，要求資方給付積欠工資。
　　而呂東熹也感嘆，台灣的新聞記者團結力太弱，記協要走到記者工會，幫助新聞工作者向資方爭取權益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，例如去年記協大力參與的曠文琪事件，結果記協卻沒有因此增加會員實力，只招收到一名會員，就是曠文琪本人。
　　北市產總幹部，也在以往經歷過自立報系易主抗爭的常務理事袁孔琪就說，新聞工作者其實還是蠻自信自己的「專業」，往往事到臨頭，才知道自己的渺小。袁孔琪表示：「最後決定不要在那個結構，而選擇改變那個結構，投身工運。」
【工運與紀錄片】
　　《那一天，我丟了飯碗》其實也是因為有工運才有可能誕生，除了抗爭過程工會對自救會的支援之外，拍片經費，更是從北市勞工教育資訊發展協會、中時工會先行支應而來，加上剪片過程的討論、互動，以及放映與工會合作。中時工會常務理事陳文賢就說，希望大家看到這部片子時，也能看到這個集體的意義。
　　中時工會總幹事蘇雅婷說，這個紀錄片透過工會的系統播放出來，最重要的意義，就是要能達到勞工教育的目的，包括工會會員、同樣在這條路上走的工會幹部，然後再散佈到各工會去。
　　其實昨天座無虛席的場面，也讓導演及主辦單位非常驚訝，蘇雅婷就說，除了宣傳有做起來之外，也許因為是生命、無米樂的賣座，對於紀錄片這類柔性的工具，也讓工會幹部應用於勞教有想像。
　　政大教授郭力昕就認為，《那一天，我丟了飯碗》這部片子，可以讓觀影者看到更多東西，有更多認識，建立在勞教、工運上進行擴散，希望可以讓社會理解到，紀錄片除了越來越趨於只有消費的院線放映之外，還有更多的可能性。
　　許多工會幹部看完片子後都激動地表示，會將這部片子帶回去給理監事會討論，決定是否要在小組長會議、會員大會中放映、討論。廖德明非常期待之後放映可能，他說：「他拍這部片子，並不是要拍一部勞工看了之後就立刻學會抗爭的『一點靈』巨片，而是希望能夠與觀影者討論，與觀片的勞工互動。」
【給工運幹部的課題】
　　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顧問鄭村棋對昨天在場觀影，曾經歷一次次抗爭的工會幹部提出另一個層次問題，看完這一部抗爭的片子，在座不同的廠場、不同公司的工會幹部，大家怎麼看彼此的抗爭？怎麼一起面對未來即將發生的裁員、減薪、私有化爭議？
　　當時的抗爭，北市產總、大傳聯都借調幹部支援，更多的工會也是有錢出錢、有力出力，尤其是中時工會提供薪資、資源以及人力，更是讓中時中南編抗爭能堅持六個月的苦戰，用盡各種手段和資方對抗，包括片中出現的抬棺抗議工作權已死、至中時大型藝文活動鬧場……等等，中南編的員工還有挺著大肚子來抗議的。
　　鄭村棋要問的是：「除了有形無形的支援之外，工運有沒有能到達一個工會出事，大家一起拼命的地步？還是讓心存僥倖，讓整個大體制慢慢各個擊破？」
　　袁孔琪除了可惜以前自立報系的抗爭沒有人拍出紀錄片之外，也希望這部描述媒體工作者抗爭的片子能夠擴散出去，「因為和我過去的歷程很像，真的必須經歷工運，才能看到這個結構。」
　　雖然說昨天因為被《那一天，我丟了飯碗》這部片子震撼到的工會幹部，都紛紛表示要將片子及延伸的問題帶回工會，不過，許多與會者也表示，雖然放片是組織的一部份，但說服其它幹部及會員靜下心來看這部片子，也是需要過程。
　　中時工會、北市產總，歡迎各工會將《那一天，我丟了飯碗》當作勞工教育課程，也希望工會在紀錄片播出的同時，搭配由工會及抗爭當事人進行交流座談。北市產總：02-23396172；中時工會：02-2302-9004。
《那一天，我丟了飯碗》Blog：那一天，我丟了飯碗

《看過本片的人的真心推薦》
「日鐵十五年」那一片，感動人的不是抗爭，而是眷屬的答話。本片感動我的也不是抗爭，而是當事人的對話，這才是血才是肉…（高雄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吳清濱）
一般受雇者總是在被「斬雞頭」的那一刻，才會覺悟到自己身為勞工的弱勢。年輕、學歷高、能力強、一人抵三人用，也抵不過老闆的一個政策。一般勞工不知死活，所以各自為利，保護自己，不管別人，工人力量才會一一被瓦解。這部片給我們活生生的教訓，是很好的受雇者教育片。（中時工會常務監事楊俊華）

我很想看，但是又不敢看，因為一看就會「看到自己」。勞工都想靠天保佑「失業不會降臨在自己身上！」其實，越敢面對，可能就活得越久；越不敢面對，可能活得不大久，因為自己的心會矛盾、會碎掉，不知為誰而活、為誰而戰。（台塑重工工會常務理事李鴻章）

影片中最讓人感動的是，這群朋友在抗爭過程中對勞動意識與能量的體認，以及在轉換跑道後，更能貼近其它的勞動者實際生活，感同身受的了解社會大眾的一般處境，這是以往往高高在上的新聞工作人員所沒有的寶貴經驗與反思。（媒體改造學社管中祥）

這部紀錄片，在幾個意義上都具有啟發性：白領文字工作者，被迫面對並覺醒於自己身為「勞工」的冷酷現實；政治與媒體統治階級相互幫襯的主流社會權力結構；以及，紀錄片對人的主體意識之建立與自我賦權、培力茁壯所能產生的作用。（政大廣電系講師郭力昕）